2022年国考申论热点：中华智慧之光启迪治国与立人

2022年国考申论热点：中华智慧之光启迪治国与立人

　　编者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预言：“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被雅斯贝尔斯视为“轴心时代”代表之一的中华传统文化，正酝酿又一次新的燃烧和飞跃。

　　中华民族先人们，包括其中的圣人贤士，站在无比超凡的智慧和道德高地，精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志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

　　从2013年11月以来，仅仅一年间，习 近 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表达对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尊崇，展现东方文明大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从参观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提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到“五四”与87岁的国学泰斗汤一介促膝交谈话《儒藏》;从在北师大考察时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词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反对“去中国化”，到外交活动中阐释中华文明与海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从第十三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价值观自信和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到第十八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强调汲取历史上的国家治理经验……

　　今年适逢孔子2565年诞辰，每5年举办一次的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首次迎来国家主席登台演讲。习 近 平演讲强调，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无论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如果不珍惜自己的思想文化，丢掉了思想文化这个灵魂，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是立不起来的。

　　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认为，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一位获诺贝尔奖的瑞典科学家在其等离子物理学研究领域中的辉煌生涯将近结束时，曾得出结论：21世纪，如果人类要生存下去，过和平幸福生活，就应当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中国孔子的智慧。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当代人类面临的许多突出难题，不仅需要运用人类今天发现和发展的智慧和力量，而且需要运用人类历史上积累和储存的智慧与力量。

　　中华民族先人们创造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闪耀着穿越古今的智慧之光。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

　　2014年10月13日，习 近 平总书记在主持第十八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

　　从中华智慧制高点再出发

　　2013年11月26日上午，习 近 平总书记到曲阜孔府考察，他在孔子研究院看到《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主编这两本书的是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研究员。他回忆说，自己当时给习 近 平总书记总共汇报了儒学的五个当代价值，特别提到：孔子是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齐名的世界级的哲学家，他的思想是最基本的人类文明，他提出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修己以敬、义利观、中和等，对我们现在社会的治理、廉政建设具有很大意义。

　　“孔子活着时，吹他的有，骂他的也有。对这位伟大圣人迄今任何人贬损也贬损不了。学不学，孔子都在那里。”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长王大千对半 月 谈记者表示。

　　可资镜鉴的，并不只是这位被推崇为“千秋帝王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先秦儒家创始人。山东大学古典文献学学科带头人郑杰文说，包括儒家在内的先秦诸子百家学说及后世融合各方学说建立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都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生力量，传统文化中优质部分理应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一直以西方工业革命后的启蒙价值观为坐标体系，这种割裂传统的嫁接难以真正解决中国社会转型中的问题。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姜义华指出，实际上，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有两千多年“大一统”的丰富的国家治理经验，这种无中断的文明里面有很多有生命力的东西。

　　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

　　《尚书》曰“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认为百姓安居乐业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这是中国几千年政治伦理的核心、政治的最高价值。

　　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孙秀民认为，把民众作为国家之根本这一思想萌芽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在明清时代臻于完善。孟子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经典论断;荀子有“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著名比喻。

　　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陈来认为，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最早见于《管子》。在世界古代几种文明中，古希腊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天地自然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自然为本的价值取向。古希伯莱文明确定了有价值的上帝天国作为对象并热忱地追求，从而形成以神为本的价值取向。中华文明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特色。

　　陈来认为，春秋后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大多数都赞同以人为本思想，坚持人世优先，只不过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治理有不同的理念。春秋时著名政治家子产提出，“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讲“敬鬼神而远之”，就是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以民为本，要求实现安民富民乐民教民。从《管子》提出“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到荀子“以政裕民”，再到程颐“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忧为本”，都启示治国必须始终着眼于关切民瘼，改善民生，让黎民百姓衣食无忧。

　　“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以个人为本位，中国传统的以人为本更多以群体为本。”陈来说，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有大天下情怀。《论语》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了，强调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

　　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认为，在传统儒家文化中，“己”是最重要的，和西方观念中最大的不同是，“己”永远不是一个孤岛，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关系网络的中心点。儒家的关系网络从个体出发，同心圆逐渐向外扩展，包括个人、家庭、族群、社会、国家、人类、生命共同体(包括动植物)、宇宙。

　　推行仁政，德主刑辅、礼法合治

　　“近代以来，受西方观念的影响，大家喜欢谈法制、民主，这是值得肯定的，这属于‘政道’。”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梁涛告诉半 月 谈记者，除此之外，治国理政还有另一层“治道”。即便是在同样的制度下，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效果也是不一样的。传统思想在“治道”方面有着深刻的智慧。“为政以德”、“仁政”、“王道”等思想至今仍不褪色。

　　上海市哲学学会副主任、上海市社科联常委俞吾金指出，中国传统主流政治思想立足性善论，推行仁政，建立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秩序。“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孟子》)，其中心思想就是要求当政者以仁心行德政仁治。否则，暴力、峻法、霸道之下，社会将永无宁日。

　　孔子讲仁，仁主要是作为道德概念阐说的，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仁开始上升到政治普遍原则。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国政治文化里，仁都是一个主导政治行动的基本原则。实录唐太宗治国理政言行的经典文献《贞观政要》强调，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成为社会政治最基本的价值。

　　陈来说，中国传统政治历来推崇以德为主的国家治理模式，其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儒家坚决反对的。“礼法合治、德主刑辅”，将道德和法律相结合治理国家是中国传统政治的鲜明特色，影响深远。孔子强调礼治，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则明确提出并阐述了礼法并施的思想，提出“隆法重礼”、“法礼兼用”。西汉时期，董仲舒进一步明确“德主刑辅”，突出强调以道德教化作为治国的重要工具，辅之以刑罚。

　　“综观中国发展史，中国的政治不单独强调法治，也不孤立地讲德治，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礼治，因此中国过去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在姜义华看来，中华政治文明的特征是法治和礼治结合，德治和刑治并行;礼治是防范于未然，刑治是辅助性补充，共同构建良好的社会秩序。

　　姜义华认为，礼的背后是仁和德，孔子就讲“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而礼的本质是规范、典章、制度。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仁治与法治显然不可偏废，善恶问题既要在道德领域讨论，也要在刑罚领域划定界限。

　　历史证明，治国理政既不能完全寄托于圣君的道德教化和民众的道德自觉，也不能仅仅依靠刑罚的力量，排斥和否定德治、礼治的功能。

　　尚和合，和而不同

　　和是儒家的精义。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和”已经发展成为儒学的理想人格观、审美观、世界观等，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国儒家政治文化尤为强调和谐、合作、包容，注重从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诉求中寻求共同的利益交汇点，“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

　　与儒家尚中和类似，道家治国思想强调“知止”，反对权力的滥用和为政者的妄为、强制;其核心思想是遵道而行，自然无为，以道治国。这些政治智慧有助于协调不同政治集团和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推进社会的安定和谐。

　　宋代讲儒家治世、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其实道家在治国治世方面也有智慧贡献。“道家的治国主张立基于自然、无为、不争的哲学智慧，它以天地自然为坐标，将养生与治国紧密相联，从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以及人类发展的长远利益来思考问题，超越时间、地域和民族、政治集团的某些局限，成为一种富有普遍性的管理之道。”刚刚完成国家社科项目“道家治道及其践行研究”的吕锡琛在接受半 月 谈记者专访时称，道家治国思想在历代政权中都有体现，汉、唐、宋、明、清等朝代创建者多从道家治国思想中寻求善政之资,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洪武之治等盛世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在于为政者吸收道家治国之道，与儒家治国之道互补共促。

　　墨家亦崇尚和为贵。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中心教授朱大可认为，墨家所说的“兼爱”，无论是家人友人亲人还是陌生人，都一视同仁。墨家主张“非攻”，即和平，这也是我们在国际社会上的重要主张。

　　在冲突加剧、硝烟四起的当今世界，中国传统“和文化”内政外交思想甚至被外国不少政治家关注和践行。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对立互补、宽容不苛、守柔不争等主张不失为反对战争、化解难题的良方。

　　2011年，连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亦在就职演说中援引《老子》“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的名言，表示将用老子这一思想践行《联合国宪章》时代精神，与各国一起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挑战。

　　陈来认为，在强调和谐的基础上，儒家传统政治文明崇尚“合”，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生态危机、环境恶化的当今社会，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可以启迪我们建设美丽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南昌大学国学院院长程水金引用《庄子》那则有名的混沌之死的寓言，阐释道：人要克制欲望，要与自然和谐共处，不要对自然过度破坏。

　　无论儒家“赞天地之化育”的生态伦理，还是道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生态智慧，都与现代生态文明的理念高度契合，以致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文明应该进行“东方转向”。

　　为政以德，政者正也，惟在得人

　　传统治国思想认为，治国理政的根本在于德性。“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要求正己修身，端正自己的思想品德和行为是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基础。

　　就官德或政治道德而言，儒家有大量垂教。“德惟善政”，“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这些都谆谆告诫政治的道德内涵以及从政者的示范作用。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胡治洪认为，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实行何种政体，人类政治永远需要道德内涵，传统政治道德论有益于提升当今官员的思想境界，培养其爱民、勤政、廉洁意识，自觉反对“四风”。

　　与“为政以德”相关联，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强调政治责任感，充满忧患意识。《周易》最早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的思想，后来不少思想家、政治家发展了类似观点，如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居安思危”思想使得历代执政者重视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不断追求良政善治，而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官员同样忧国忧民，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贞观政要》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如何选拔有德之士，历代吏治积累了完备的察人、选人、用人制度。从“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到“公生明，廉生威”，从“选贤与能”到察“孝廉”、举“贤良”，都在彰显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导向。

　　治国先治吏，选拔之后还须严格管理。胡治洪说，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最早提出“吏者，民之本纲者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

　　传统文化中可资治国理政的思想资源还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吕锡琛断言：“对于人类共同性的深刻洞察以及对个体特性的尊重包容，对于民生和个体生命的深切关怀，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揭示以及对于管理者的告诫和约束，让中国传统智慧成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文化资源，穿越时空而回响在当代国际舞台。”(半 月 谈记者刘宝森闫祥岭俞菀谢樱)

　　中编

　　化人立人：从道德土壤深耕价值观自信

　　价值观无论之于人、之于国，其作用都犹如主心骨、压舱石和定盘星。习 近 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德以教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传统文化积淀了一系列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文以载道、文以化人的思想精华，对今天建立价值共识、增强价值观自信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激发人们形成善良的道德意愿、道德情感，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提高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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